人物簡介：樊春海，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王寬誠講席教授、化學化工學院院長、轉化醫學研究院執行院長、國家轉化醫學科學中心唐仲英首席科學家、新基石研究員。兼任美國化學會《JACS-Au》副主編，《Cell Biomaterials》等十余份國際知名期刊編委，《ChemPlusChem》編委會共同主席。主要從事核酸化學生物學、核酸信息材料、生物傳感與成像等方面的研究。

加強大勢信心

記者：聚焦國家戰略，上海正在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面向世界，中國科創大勢怎樣？

樊春海：其實，在2024年英國著名的《經濟學人》雜志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科學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ese science）》的文章，其中的標題“紅月亮升起（Red Moon Rising）”就體現出西方明顯感受到中國科學領域進展速度之快，以及潛在的所謂“威脅”。比如，中國科學論文數量已居全球第一，發明專利數量則排名第二。在更受關注的“高影響力”研究成果方面，中國在超過半數的學科上領先美國，從化學到材料等學科更是“遙遙領先”。

記者：也有觀點認為，中國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數量，與美國甚至日本等國仍有很大差距，怎麼理解？

樊春海：如同美國科學院院長瑪西婭·麥克納特（Marcia McNutt）在去年一次講話中指出，“諾獎是非常‘滯后’的評價指標”。如，日本在二三十年前的超高強度基礎研究投入，今天才會迎來“收割期”。中國科研的突破不僅是點狀、成面，而且已形成底子寬厚的“高原”，未來幾年再加把勁，冒出“高峰”是指日可待的。可以充滿信心地說，不論從科研物質條件還是高端人才儲備，從科學發展的規律看，中國整體上必將達到這樣新的高度和水平，而且這個過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轉的。

加大人才密度

記者：據說在轉化醫學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上海）——交大閔行校區的主樓，4樓就有兩次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卡爾·巴裡·夏普萊斯院士的辦公室，是這樣嗎？

樊春海：沒錯，夏普萊斯的辦公室在我隔壁。而且，他的實驗室就在5樓。這位美國教授2022年梅開二度，其再次榮獲諾獎的“點擊化學”成就，就能用於醫學研究。通過這裡的國家級平台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加持，一天可以產生作為候選化合物的潛在藥物分子5000個，比從前高一到兩個量級。

對於這樣級別的大科學家，交大並不介意他本人花多少時間親自到這兒工作，關鍵在於他是心在交大，真心把他最重要的科研放在上海，並由他最看好的弟子直接在此指導學生工作，他也時時通過遠程，密切關注這邊開展的工作。

記者：是不是中國包括上海對科創人才的吸引力會不斷加大？“生態”應該怎麼樣？

樊春海：現在美國在政策面上對於科創是不利的，大量高端人才正在考慮離開的問題。在未來，也許承擔世界科學中心的歷史責任就有可能轉到中國，我們需要考慮這樣的可能性。

包括夏普萊斯這樣的高端人才在內，人才引進、回流與集聚的效應是可以預見的。上海在人才高密度的基礎上，同步提升人才的檔次和品位。可能需要注意的是，人才高地需要引導和有力支持，不能滿足於“卷指標”，而是需要在寬鬆的環境下，有組織、有目標地科研，做出一個人或一個小團隊做不了的大事。

加厚物質基礎

記者：科技創新活動在人才基礎之外，還有物質層面的基礎，這方面上海還有什麼需要做的？

樊春海：僅僅是二三十年前，中國在大科學裝置方面的建設還是非常欠缺的。我本人有個經歷，我之前曾是中國科學院上海應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當時就在上海光源工作。這座國際先進的第三代同步輻射光源，於2004年獲批、2009年建成。在建設之初，不少人的想法是“我們能不能把它造出來，造出來后能不能用、能不能用好”。之后的實踐証明，它不僅造得好，而且用得好，是當之無愧的國之重器。國內甚至國際眾多科研團隊競相申請機時，在多個領域產出一大批重大科研成果。

如今上海光源周邊還在建設自由電子激光等大科學裝置，可支撐前所未有的學科交叉融合。因此，“十五五”及中長期，這些“大家伙”還是需要高強度、持續性“大投入”，才能形成“大中心”“大格局”。

記者：深入科研的“無人區”對未來的意義何在？

樊春海：我可以舉一個交大的例子。近來，由上海交大、中國科學院深海所、華大集團聯合發起並執行的“溟淵計劃（MEER）”，依托我國自主研發的“奮斗者”號載人潛水器，實現人類首次到達馬裡亞納的雅浦海溝最深點、首次對深淵生態系統進行系統研究、首次建立全球深淵生物大數據庫並開放共享。在萬米海溝的暗黑世界，九成都是未見的新物種，由此打開了深海微生物寶庫。中國今天有這樣的物質條件，能夠支撐在深海深空這樣的極端環境下探索人類“未至之境”，可以說，不出世界級的成果也是不可能的。

加速全鏈轉化

記者：您本人常常跨界“理化生”，跨越學科的邊界，怎麼做到？

樊春海：事實上，我研究的核心就一個，也就是DNA。DNA並不必然是生物學的，這只是人為的學科分類與劃界。在科學上，不論是“橫向”還是“縱向”劃分，要做好像DNA這樣的研究，就需要打開邊界，走出不同路徑。比如，我們近年來致力於DNA計算和存儲等。

在這邊的轉化醫學國家大科學研究設施，我們70%到80%的實驗室都是對外開放的，而且是醫工、醫理交叉融合，讓教授與附屬醫院等醫生、相關學科研究生與醫學生組隊，在臨床與實驗室之間“加速往返”。轉化醫學大平台已在多家綜合性醫院、專科醫院等建立了10個左右的分中心，也推動建設了新加坡、中國澳門等基地，共同推動臨床醫學科研的轉化。

記者：“人”與“物”如何結合起來，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樊春海：我們經常聽聞所謂“轉化率低、專利沉睡”等說法，但我認為專利還是應該越多越好，而不要過多考慮轉化率的問題，因為分母大，轉化率肯定會低一些，但這樣才有利於打厚底子，筑起“專利牆”等技術門檻。同時，成果轉化質量才是真正關鍵的指標。

在世界上，一流大學與巨型的產業園區往往是相互成全的，這就好比斯坦福大學與硅谷的關系。在上海，交大、華東師大所在的環大學地帶，也在建設“大零號灣”，有可能構建出“中國硅谷”樣態，讓年輕學子們能夠帶著創新成果，走出校門、跨過街道就能走向轉化、面向市場。這樣的上海研發、本土生產的全鏈條轉化模式，或可更進一步、開花結果、自主可控。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徐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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