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市場門口，居民圍著新鮮的瓜果挑選，叫賣聲此起彼伏﹔咖啡店外，三兩好友喝著咖啡談天說地﹔夜市裡，攤主邊烤串邊招呼客人……近幾年，在上海，城市的“煙火氣”再度升騰，一種新的城市治理理念浮出水面。

這背后並非偶然。從2022年的《上海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條例》，到2023年的《關於進一步規范設攤經營活動的指導意見（試行）》，再到近期發布的《關於進一步優化設攤治理 提升城市“煙火氣”的工作方案》，上海在回應社會期待、探索制度創新方面持續推進，努力在“活力”與“有序”之間尋找“最大公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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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攤，既有個體工商戶維生謀利的需要，也回應了城市居民對便捷、多樣的生活場景的真實期待。正是這種供需兩端的共同訴求，促使治理者不斷更新理念、調整方法。

事實上，小攤小販的治理始終是一道復雜命題。過去，一些城市對設攤“零容忍”，但現實的需求並未消失，反而讓設攤變得更隱蔽，更加難以監管﹔而當攤販再次“回潮”時，各類投訴和矛盾又不斷涌現。治理與需求的不斷拉鋸，是對城市如何尋找“最大公約數”的一次次深度測試。

與此同時，市民的期待也在發生變化。隨著時代發展，人們也不再滿足於干淨整潔的街道和高效運轉的系統，而越來越在意城市是否能提供日常交流的空間、可停留的角落、自在放鬆的氛圍。設攤的回歸，不隻為經濟注入活力，更是城市價值觀的一次校准，從單一的秩序邏輯，轉向對生活多樣性的重新尊重。

這就要求城市管理者更新自身的角色定位，不再是“放與不放”“管與不管”的二元對立邏輯，而是通過制度引導、空間共享與文化嵌入等一系列方式，探索一條可持續的治理路徑。

例如，普陀區的鴻壽坊，主打“社區商業”的概念：80多家商戶共用外擺空間，不再各自為營，而是通過共享街道、共創氛圍的方式，復刻老弄堂裡居民“泡茶聊天”的熟人生活場景。又如虹口區的多倫市集，將沉浸式小劇場搬進集市，觀眾成了群演，街道也成了舞台，讓文化活動與市井日常自然交織……

當然，設攤重新放開，確實會帶來治理成本的上升、多部門協調的壓力。面對民生訴求，管理部門“迎難而上”，恰恰體現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的實踐內涵。

不久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著力解決群眾急難愁盼的意見》，強調要推動民生建設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強調要“提升多樣化社會服務可及性，以社區為主場景主陣地，加強各類便民服務資源統籌整合，推進服務設施復合利用。”《意見》從頂層設計方面呼應類似設攤背后的那些真實而廣泛的民生訴求。

與此同時，“柔性執法”與“審慎監管”也成為上海治理探索中的關鍵詞。針對設攤過程中常見的輕微違法行為，上海市場監管局近年來試點推行“首次輕微違法不罰”機制，優先採取提醒、勸導、責令改正等手段，避免簡單化、機械式執法。這種更有彈性的治理方式，體現了從“治不好就取締”轉向“扶一把再規范”的理念轉換，是執法尺度與城市溫度之間的再平衡。

當“煙火氣”重燃，城市不再千篇一律，而是悄然生長出更柔軟、更有溫度的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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