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3點半的“羅記光頭大排檔”，空氣中還留有一絲雞公煲淡淡的余香。

老板娘林姐麻利地收拾著最后幾張桌子，她的丈夫陳師傅正在后廚清點所剩不多的食材。再過半小時，這家位於陸家嘴街道乳山路上的小店將完成它的“身份轉換”——白天的雞公煲店隱入夜色，燒烤的煙火氣取而代之。

這家名為“光頭大排檔”的小店藏著上海社區商業的一個獨特樣本：一個店面，兩組互不相識的經營者，兩套完全不同的經營業態，在24小時的循環中默契地交替登場。

“賺錢各憑本事。”當被問及經營狀況時，林姐輕描淡寫一句話帶過。但牆上燒烤主題的裝飾、甚至包括店名“光頭大排檔”與雞公煲毫無關聯的違和感，卻無聲地訴說著這種“拼店”模式背后的精打細算——每月兩三萬的租金由兩組老板平分，大大降低了各自的經營成本。

下午3點左右，非用餐高峰期的小店內。人民網記者 沐一帆攝

陳師傅和林姐是來自福建的“新上海人”，兩人都不算餐飲界的熟手老板。林姐說：“我做過培訓，做過二房東，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工作，但開飯店還真是第一次。”在上海打拼10余年，他們最終選擇在這個熟悉的社區落腳開店。“我們在這裡住了很多年了，非常熟悉，孩子也在附近上小學。”陳師傅接過話頭。這種基於社區信任的選擇，恰恰體現了社區商業最原始的生命力——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熟悉與依賴。

店門口展示的白天營業時間。人民網記者 沐一帆攝

雖名叫“光頭大排檔”，但老板自述這裡是一家有品牌的雞公煲加盟店。“每天6點開始營業，16點打烊。中午生意不錯，主要客源是白領。這條街上我們沒有同類競爭。”

不足50平方米的空間裡，7張木桌、28把椅子、一個大冰櫃、一個小小的收銀機便是店裡的全部“家當”。午市時，附近的白領紛紛到店用餐，20-50元的客單價，1-2小時的翻台率，構成了小店白天的生存節奏。林姐坦言，每日營業額有七八千的話就算多，少的時候也有五六千。好在，“夫妻老婆店”的模式給了他們承受一定波動的底氣——沒有額外人工成本，兩人包攬了從廚師到服務員的幾乎所有角色。

下午3點半准備打烊的小店。人民網記者 沐一帆攝

暫時打烊前的最后一步，陳師傅撤下了門口擺著的，寫著兩份招牌套餐，和雞公煲小店營業時間的牌子。頃刻間，這裡將是另一番景象。

徐姐正在切肉，為晚上的營業做著准備。人民網記者 沐一帆攝

下午4點多，夜晚燒烤店的老板——徐姐來到店裡。這位安徽大姐從2018年開始租下這間鋪面，至今已有7個年頭，她和丈夫就住在對面的小區，租金6千多。

“這裡月租2.5萬，垃圾費廁所費另算，總共加起來3萬多，還要加上用工成本。”“這兩年生意不好做，有時就像過山車。”徐姐一邊在沒有客人的空桌上切著肉一邊說，“我們客單價平均五六十吧，好的時候一晚上能賣七八千，甚至1萬，差的時候連房租都保不住。”說話間，她又開始忙著給一盤烤串刷上醬料。徐姐介紹，燒烤小店的客源主要是租住在這片的外地年輕人。“這也是我選址這裡的原因，附近租房的白領很多，而且消費能力還可以。”

不同於白天的雞公煲小店內隻有老板夫妻2人前后張羅的景象，徐姐的店裡共有4個人忙活，有負責炒菜的，有負責燒烤的，也有負責傳菜擦桌的。徐姐說：“現在用工成本越來越高，一個好的燒烤師傅我得給他開七八千的工資，還包吃包住。但相應的，這活也比較辛苦，每月隻休息一天。不過干我們這行的誰不是賺辛苦錢？”

為了多賺錢，從下午4點到徹底天黑前的空檔，徐姐還在店門口支起了賣冷面的小桌。人民網記者 沐一帆攝

晚上10點，小店迎來了最熱鬧的時刻。客人三三兩兩圍坐，烤串的香氣混合著啤酒的泡沫，構成了都市夜生活的獨特風景。“我們凌晨3點半結束營業，但有時會做到4點左右。前兩天有桌客人吃到5點半，還跟我說‘你走就是了，我幫你關門’。”徐姐笑著搖頭。雖然同一條街上燒烤店不少，但她並不擔心：“各做各的，每家風味不一樣。”

燒烤的煙火取代雞公煲的香氣，陌生的兩組經營者交替接手這個小小的空間。雙方之前互不相識，卻在同一屋檐下形成了奇妙的共生關系。這種“時空共享”的商業模式，正在上海許多社區悄然興起，成為小微商戶應對高租金的一種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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