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早晨的上海，天空飄著細雨。一位優雅時尚的女士，挎著墨綠色皮質格紋手袋，戴著大大的酒紅色眼鏡，神採奕奕地走進臨港中心司南廳。她就是丹妮拉·羅茲（Daniela Rhodes）。與她的對話經歷了三個會場空間的轉換，持續近兩個小時。

羅茲仍戴著去年參加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獎頒獎典禮時戴的金手鏈，它有著酷似DNA的結構，是她在一家古董店櫥窗偶然發現的，而且恰巧制造於1962年。“這一年，沃森和克裡克因為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獲得了諾貝爾獎。我告訴店主，我要買下它。”羅茲摘下手鏈，高興地展示給我們看，“實際上，手鏈的螺旋結構是錯的，但美妙之處在於它很清晰。”

2023年，羅茲因“闡明了核小體的原子結構，為揭示染色質、基因調控和表觀遺傳機制提供了理論基礎”，獲得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獎。

這次上海之行，是羅茲第三次來到中國、第二次參加頂科論壇。如同染色體折疊形成DNA，這次專訪也將羅茲不同時空的經歷交匯在一起。

羅茲與大江東-復旦融媒體創新工作室交流。張慧瀅攝

“讓年輕科學家有更多的時間做科研”

“年輕科學家的責任和壓力在不斷增加。”前一天的青年科學家論壇，給羅茲留下深刻印象。聽說有的年輕科學家“隻有10%到20%左右的時間能用於思考科學”，羅茲表示，“應該讓年輕科學家有更多的時間和安全感去做最好的科研，並提出最具挑戰性的問題。”

羅茲工作40年的英國劍橋MRC分子生物學實驗室擁有鼓勵創新的寬鬆科研環境，科學家從事他們認為有趣的工作，任何重要問題都可以得到研究，“這一理念為我們帶來了13個諾貝爾獎。”

職業生涯的最后20年裡，羅茲找到了另一個令人好奇的事物：端粒。

羅茲的同事西薩·米爾斯坦發現單克隆抗體后，實驗室的科學家都在思考如何找到治愈癌症的方法。

“人體是如何從幾個基因，產生如此多種類的抗體？”這個基本問題催生了單克隆抗體的發現，進而推動了使用單克隆抗體作為目標、制造針對特定癌症蛋白的抗體的進展。這個問題花了大約20年才解決，羅茲試著用20秒向我們解釋這一切。

她將端粒比作一頂保護染色體不丟失信息或受到損傷的“帽子”。在自然老化的狀態下，端粒會變得越來越短。

關於端粒，分子生物界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悖論：大自然的饋贈與人類的極限。“幸運的是，我們沒有那麼活躍的端粒——90%人類癌症的原因是端粒酶被重新激活，癌細胞無限增殖，變得不朽。端粒每增加一圈都會增加新的DNA，使它們能夠繼續分裂。很多人嘗試研究如何關閉端粒，但如果你關閉端粒，干細胞也會停止生長。”羅茲傾身向前，用手指在手背上模擬一道劃傷，“割傷自己時，你會產生干細胞，這是治愈皮膚的方式。”

“我們的大腦比任何計算機都重要”

“我想，所有的年輕人都希望電腦能從工作中拯救他們。”羅茲的幽默，收獲了一片理解的笑聲。

2024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哈薩比斯和江珀，他們借助人工智能模型實現了一個50年的夢想——預測蛋白質的復雜結構。人工智能越來越強烈地影響著科學研究的走向，羅茲自然也感受到了。

前一天羅茲享用午飯的時候，坐在她身邊的喬恩·克萊因伯格和邁克爾·I·喬丹正在談論人工智能在不同領域的使用。她的“老同事”邁克爾·萊維特在20世紀就開始利用電腦研究蛋白質的折疊方式，並因此被授予諾貝爾獎。

羅茲深諳合作的意義，“在實驗室裡，有時候合作的最好方式不過是推開隔壁辦公室的門。”她說，“最大、最快的發展，發生在生物化學家和工程師合作的時候。你有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但總得有人用電腦編程。”

然而，作為一名終身從事基礎研究的結構生物學家，羅茲依然相信人類智能的第一性。她提到了AlphaFold，一款由Alphabet子公司DeepMind開發的人工智能程序。“AlphaFold對蛋白質分子關系的精確預測得以實現，是因為像我這樣的科學家已經確定了蛋白質和復合物的三維結構。”她說，“在科學中，你必須會問正確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大腦比任何計算機都重要。”

羅茲不斷跨越人生的邊界：連續六年拿到數學獎項，卻在19歲夢想成為藝術家﹔離開諾貝爾基金會下屬公司，卻選擇到一家提供食宿的醫院做清潔工﹔憑借出色成績申請建筑設計專業，卻因為名額已滿轉到化學工程﹔誤打誤撞成為一名初級工程師，卻為一幅瑰麗的電子密度圖愛上科學……羅茲沒有沿一條保險而無趣的直線前行，她一直在刷新世界對自己的意義，尋找一生所愛，最終為此停留。

“打開你的視野。”羅茲對所有可能讀到這篇報道的年輕人說，“如果必須要做點什麼，試著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不要被父母的想法、通往職業生涯的最短路徑束縛。最好的策略是去嘗試、去改變，而不是在最短時間到達目的地。”

羅茲接受採訪。董嘉怡攝

“女性無需模仿和偽裝，隻應成為自己”

談及著裝，羅茲笑說：“他們說，作為科學家，我太優雅了。”在閃閃發亮的戒圈、銀制tRNA別針以及精心打理的金發之外，羅茲的優雅也體現在不疾不徐的步調中。在生活的舞台上，她是一位技巧高超的舞者，圓融又帶有一絲鋒芒，保持令人艷羨的平衡。

1976年，羅茲的第一個孩子詹姆斯誕生。同年，她在劍橋MRC分子生物學實驗室成功制備了首批天然核小體晶體。這一年的夏天象征著兩個重要的結晶：來自愛，來自科學。

對於羅茲而言，生活與工作，就像是DNA完美的雙螺旋結構，相輔相成。兒子出生后，她才決定攻讀博士學位，“我覺得我應該有一份職業，也許有一天我需要自己對他負責。”作為一位新手母親，她同時成為注意力高度集中、隨時喚醒思想的練習者，不斷學習如何將時間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我說過很多次，一個人不是非得在實驗室中才能思考。”羅茲說。

作為2024頂科論壇“她”論壇的聯合主席，羅茲對女性在科研和工作中的境遇抱以極大關注。她曾為得不到像男同事一樣的認可而沮喪，但她找到了避免成為“受害者”的方法：積極解決，減少抱怨。

1974年，羅茲的論文在《自然》雜志發表。她發現男性的署名是首字母和姓氏，女性則是全拼，讀者可以輕易辨認出作者的性別。她對導師亞倫·克魯格（Aaron Klug）說：“如果你是A.Klug，那麼我也要做D.Rhodes。”三年后，羅茲的另一篇論文發表於《自然》，署名為D.Rhodes。

生命的智慧在於承認和欣賞差異。隨著自身成就得到更大范圍的認可，羅茲在走進滿是男性精英的房間時，清晰體驗到分歧的存在。最重要的是選擇適合自己的東西，充分享受選擇的自由，不被外界的期待所支配，“女性無需模仿和偽裝成男性，隻應成為自己。”

這份堅持，是一則優雅的宣言。

羅茲與採訪團隊分享生活經歷。伍靜攝

“學會等待，有些難題只是時間問題”

羅茲對中國的文化和美食，展現出超乎尋常的熱情。她參觀上海世博會，欣賞中國畫，在家中擺放青花瓷，閱讀介紹中國的書籍，贊嘆三星堆的青銅面具……

“馬可·波羅將中國面條帶回意大利，創造了意大利面。我們也吃填餡的意大利面，也就是你們的餃子。”她伸出右手的小拇指尖比劃著，“我們會就著湯，吃這麼小的餃子。”

多元的國際化經歷，幫她形成廣闊的視野。她強調，“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應該致力於打破國家之間的壁壘。”

“科學研究通常有漫長的周期，大多數諾貝爾獎都是在研究成果發現30年后頒發的。”羅茲表示，“我們要鼓勵年輕人甚至是孩子對科學和自然保持好奇心。實際上，自然就是科學，就像‘為什麼天空是藍色的’是一個科學問題，對嗎？在這一方面，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做得非常出色。”

她想告訴孩子們，“做科學家，是一份精彩的人生”。

在分子生物領域深耕50年，她仍享受著科學的精彩。沒有什麼能夠消減科學家對未知領域探索的熱情，即便是那些終將過去的“至暗時刻”。

“如果你迷茫，找個人聊一聊。要知道，說出‘我要做一些不同的事’這沒什麼大不了。”她語氣溫和，像在講述一個關於勇氣和成長的睡前故事。

羅茲不是一幅黑白肖像，而是許多濃烈色彩的重疊與組合。在她身上，既有勇往直前、探索結構生物學的力量，也有對生活、對美始終如一的追求。當年她穿著超短裙通過了實驗室的面試，如今在學術會議上也會和女性同行討論漂亮的鞋子，談及上海的空氣濕度改變了她的發型。採訪結束后，羅茲似乎終於找到機會，兩步走到帶隊女老師面前說，“你是教授對嗎？我喜歡你的穿搭，尤其是外套。”

最后，被問及想對中國的年輕人說些什麼，羅茲微笑著看向在場的學生，“你們非常好，只是有點太嚴肅。”她又想了想，然后對著鏡頭認真地說：“努力工作，努力學習，但別忘記享受生活。”

羅茲與採訪團隊合影。伍靜攝

報道統籌：李泓冰

採寫指導：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師邢夢瑩

採訪寫作：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學生董嘉怡、張慧瀅、郭星如

視頻採制：郭星如、張慧瀅、董嘉怡

（來源：大江東-復旦融媒體創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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