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工程’。和犯罪嫌疑人碰面后，他反復說起這個詞，為自己辯護。”上海市公安局長寧分局經偵支隊民警任曄彬，常年偵辦各類侵犯知識產權類案件，對“反向工程”一詞並不陌生，“但這種自辯能不能成立，關鍵還是看証據。”

2021年末，長寧分局經偵支隊民警在走訪轄區企業時，外資企業博世（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有關負責人說起，公司一款汽車配件投放市場不久，市面上就出現了與之非常類似、功能幾乎一模一樣的產品。而且，這個產品與博世公司花費數年的投資、研發過程相比，研發面市的速度很快。

“設計生產這款‘競品’的企業H公司，有兩名高管曾在博世的一家子公司工作過，有接觸博世公司產品圖紙等資料的權限。”任曄彬說。經初步調查，警方懷疑這是一起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案件。

依靠細致調查和扎實証據，案件情況逐漸明晰。今年4月，侵權的H公司3名高管王某、鄭某、張某分別被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判刑，博世公司的知識產權得到有效保護。

低廉售價，侵權產品侵入市場

“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侵犯商業秘密類案件是較難辦理的一種。”上海市公安局長寧分局經偵支隊政委程敏說，與假冒注冊商標、侵犯著作權等相比，因商業秘密有著技術型、專業性、涉密性等多重屬性，在偵查取証、論証犯罪方面有一定難度，一旦某一個環節跟不上，很可能就形不成閉環。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一家企業通過大量的投入和研發獲得的新技術被人輕而易舉‘拿走’，對企業創新的積極性會是重大打擊，我們有責任把事情調查清楚。”程敏說。

民警對涉案汽車配件開展調查

博世公司被疑似侵權的產品，是一款關鍵汽車配件，廣泛使用於新能源汽車，在市場上頗受歡迎﹔而侵權產品與之功能接近，但依靠低售價，在案發時已經嘗試向客戶批量供應。

“企業自己維權，成本很高﹔置之不理，市場可能很快會被侵權產品佔領。但僅有懷疑、証據不足的話，企業不知道報警后能不能被受理。”任曄彬說。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中，即便是博世這樣的“百年大廠”，也會心懷忐忑。

2022年1月，博世公司正式報案，長寧警方開始立案偵查。長寧區人民檢察院也提前介入，指導案件的辦理。

“我們組建了工作專班入駐博世公司，深入了解產品涉及的技術秘密點，以及相關技術秘密可能泄露的情景。”任曄彬說，調查中，此前曾在博世子公司工作的王某、鄭某逐漸成為公安機關的主要懷疑對象：一條重要線索顯示，王某等人在職期間曾經多次以測試產品為名，帶出過博世公司的產品樣機。

長寧區人民檢察院細致介紹了這個過程：鄭某通過辦公系統以“帶離廠區測試”為名發起申請，次日獲得了王某的審批通過，后來這個樣機被帶到了H公司。此外，鄭某在任職期間還通過郵件外傳、拍照存儲等手段，獲取了智能助力器的圖紙和技術文檔。

“掌握了這些証據后，我們前往位於外省市的H公司，正式對該公司開始調查。”任曄彬說，已有証據還需與H公司的相關技術文件對比研判。民警也開始了與王某、鄭某等犯罪嫌疑人的正面交鋒。

嚴密証據，擊敗“反向工程”辯詞

在辦案民警意料之中，王某、鄭某堅決否認H公司的產品竊取了博世公司的知識產權，還拿出了一整套“研發”產品的資料。

一系列的會議記錄，記載了H公司的產品研發進度。辦案民警介紹，從表面看產品研發的邏輯嚴密，但最不合常理的，是產品的研發速度：H公司成立一年多，產品已經可以適配某些車企的車型使用了。

“通過與行業專家的溝通，我們了解到，這類配件不僅研發時間需要數年，與不同車型的適配還有一個調試、修改的過程。H公司的研發時間，快得超出常理。”任曄彬說。

而嫌疑人對此的解釋是：“反向工程”。

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商業秘密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對“反向工程”有這樣的定義：“是指通過技術手段對從公開渠道取得的產品進行拆卸、測繪、分析等而獲得該產品的有關技術信息。”

同樣在這個司法解釋中，明確“通過自行開發研制或者反向工程獲得被訴侵權信息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不屬於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但是，“被訴侵權人以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后，又以反向工程為由主張未侵犯商業秘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檢察機關針對該案開展檢察聽証

“嫌疑人主張，自己是通過‘反向工程’獲知涉案的技術信息，不應被刑事追責。”長寧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史曉俊介紹，在辦案過程中，檢察機關調用了具有汽車行業技術背景的特邀檢察官助理，邀請其實質性參與案件審查，組織了多輪檢察官聯席會議研討，共同分析涉案技術的構造組成、運作模式。

“在辦理這類案件時，要論証侵權產品技術並非通過‘反向工程’得到，需要証據支撐。”程敏說，這考驗公安民警的辦案能力，要嚴密組織証據鏈，讓嫌疑人無可辯駁。

突破口，出現在從H公司發現的產品圖紙上。

辦案民警注意到，這些圖紙不僅與博世公司的圖紙一致，用以表明機械設計可改動空間的公差值，也與博世公司的設計一模一樣。

“通過‘反向工程’，可以得到部件的准確數據﹔但每一個部件的公差值，是原設計通過試驗等得來的，不可能完全一致。”任曄彬說，上百張圖紙的所有公差值都與博世公司的相同，已經說明這些圖紙絕非“反向工程”而來。至此，王某、鄭某才承認了兩人從博世公司竊取商業秘密的犯罪事實。

產品、圖紙、服務器數據、郵件外傳、拍照存儲……一條完整的証據鏈逐漸形成。檢察機關提示偵查機關規范取証流程，依法獲取H公司文控中心內的技術圖紙，調取疑似侵權產品的不同版本並委托鑒定，查明主要的銷售渠道和金額，及時固定第一手客觀証據。

打擊犯罪，保護企業合法權益

本以為案件已經調查結束，讓辦案檢察官和民警沒想到的是，在調取H公司的有關數據時，竟還有意外收獲。

“我們發現，H公司還存有另一家外資企業L公司產品的設計圖紙。”辦案檢察官介紹，圖紙涉及的產品是一款同樣用於新能源汽車的配件。H公司並未獲得授權，系非法使用L公司的商業秘密，而公司法人張某此前是L公司高管。檢察機關遂要求偵查機關將張某追訴到案。

2022年8月、12月，長寧區人民檢察院以侵犯商業秘密罪對王某、鄭某及張某批准逮捕。

檢察官介紹，張某到案后辯稱自己不知道公司存有侵權圖紙，且H公司曾經雇佣過原任職於L公司的員工，不法竊密行為的實施者或另有他人。承辦檢察官對張某的手機委托司法鑒定並查驗電子數據，成功找到張某從權利人公司非法傳輸有關技術秘密的証據，駁斥了張某的供述。

至此，這起案件的脈絡逐漸清晰。今年4月15日，長寧區人民法院以侵犯商業秘密罪判處被告人王某、鄭某有期徒刑一年八個月，並處罰金二十萬元。4月29日，法院以侵犯商業秘密罪判處H公司罰金五百萬元，判處被告人張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並處罰金五十萬元。

“我們感受到了中國政府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行動的決心和效率。”在近期召開的一場企業和專家座談會上，德國博世（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總裁徐大全為上海的營商環境由衷點贊。

長寧公安機關設立的護企工作站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的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上海檢察機關辦理侵犯商業秘密罪24件56人，在刑事案件中佔比雖僅有1.8%，但案件數較2022年增長60%。

“隨著時代快速發展，象征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商業秘密，其重要程度越來越高。”史曉俊說，在此類案件中，權利人往往因犯罪行為在商業計劃、銷售渠道等方面遭受損失，檢察機關應充分注重辦案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能動履職，實現“檢察護企”的目標。

“市場競爭應該以合法合規的形式進行。一些關鍵產品，企業研發投入大、時間長，試錯成本高，一旦被以非法形式竊取知識產權，造成的損失巨大，不利於科技創新和市場健康發展。”回顧該起案件的偵辦，任曄彬的體會很深。

程敏表示，下一步，長寧公安經偵部門將以護企工作站為抓手，打擊有關涉企犯罪，平等保護所有企業的合法權益，不斷優化營商環境。

今年以來，上海公安經偵部門重點推出“滬企管家、滬企有我”保護營商環境品牌，在全市設立護企工作站，進一步加強與企業的溝通，保護企業權益免受侵害。目前，已破獲侵犯知識產權、職務侵佔等涉企經濟犯罪928起，追贓挽損4.46億余元。

（圖片均由受訪單位提供）

（來源：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大江東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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