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30日，我國第十個“烈士紀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儀式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

此前兩天，9月28日，“巍巍太行，英雄呂梁——方山南村烈士墓地分子考古研究成果展”在復旦大學光華樓志和堂開幕。2023年3月，一支由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帶領、5名青年教師和11名學生組成的考古隊抵達山西省呂梁市方山縣峪口鎮南村，對一處可能是革命烈士長眠地的農田進行系統發掘和分子考古鑒定。6個月后推出的這個展覽，展出了科技考古應用於紅色歷史挖掘研究的一批成果，再現了革命先烈艱苦奮斗、不怕犧牲的感人場景，也彰顯了復旦大學傳承紅色基因、堅持立德樹人的使命擔當。

大江東工作室走近復旦大學這支特殊的考古隊，聽他們講述科技考古幫助無名烈士“回家”的故事。

復旦大學考古隊在山西省呂梁市方山南村烈士墓地考古現場

一則烈士后人尋親的故事，觸發了一個特別的考古項目

2019年10月，祖籍山西省忻州市保德縣崔家灣村、現生活在內蒙古自治區的崔玉岐，根據當年晉綏邊區發放的《死難烈士家屬紀念証》和晉綏野戰軍獨立第二旅新兵營負責人王公太所寫信件記載，到呂梁市方山縣峪口鎮南村祭奠其三叔崔海治（又名崔白奴）烈士。到達后，他發現烈士墓地已不復存在，眼前隻有一片基本農田。

崔玉岐所持信件，是他的奶奶在全國解放后從山西帶到內蒙古的。1937年春，崔海治的父親帶著大兒子和二兒子（崔玉岐的父親）從山西“走西口”到內蒙古討生活。當時，崔海治隻有13歲，崔玉岐的父親15歲。本想春出冬回，沒想到侵華日軍侵佔了山西北部及內蒙古中西部，父子三人未能歸家。戰爭一直延續了十幾年，親人之間杳無音信。待到解放后，崔海治的家人才知道他已犧牲兩年多。1950年，崔海治的母親坐牛車走了15天到了內蒙古，手裡拿著《死難烈士家屬紀念証》以及1947年部隊寫的兩封信。這些，便成了崔玉岐尋親的唯一依據。

崔玉岐在尋親途中

2020年，崔玉岐反映的情況受到呂梁市和方山縣兩級退役軍人事務部門的關注。經過走訪和調研，呂梁市退役軍人事務局發現方山南村曾埋葬過國際和平醫院第七分院多名因搶救無效犧牲的烈士，崔海治烈士的遺骸很有可能就埋葬在現今這片農田裡。

為了讓烈士魂有所歸，呂梁市退役軍人事務局決定邀請教育部國家發展與智能治理綜合實驗室副主任、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課題組對南村烈士墓地進行發掘研究和分子考古鑒定，希望找到崔海治的遺骨，並將南村烈士遺骸妥善搬遷、安葬。

2023年1月，復旦大學課題組接受邀請﹔3月，集結出發。此后歷時6個月，他們在南村墓地進行了DNA數據庫建設、體質鑒定、生活狀況復原、面貌復原等四個方面的研究。

田野發掘現場

這件事復旦人已奔忙8年，國家英烈DNA數據庫正在建設

採訪中，大江東工作室了解到，在通過DNA幫助烈士后人尋親的路上，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課題組已經奔走8年。

踏上這條路，始於2015年。那一年的5月30日，課題組關注到有同行發布了一條微信朋友圈：“首批中國遠征軍將士（緬甸密支那戰役）DNA鑒定失敗，委托機構建議送到英美權威機構測試，獲得國際頂級技術支持。”

“在生物學領域，中國現在的技術水平是足以完成這項鑒定的，不應該假手於外國人。”文少卿感慨。

經過與同行積極溝通，課題組獲取了27具中國遠征軍戰士遺骸，通過檢測遺骸的Y染色體遺傳類型，推測了其可能的地理來源，為幾十年來一直在尋找親人的家庭帶來希望。

2015年至2018年，課題組與田野考古學者合作，共收集了8個遺址的572具烈士遺骸。

在此過程中，課題組針對“埋藏環境復雜”“傳統檢測位點少”“缺少適用的成品試劑盒”和“缺乏有效的污染評估”四大技術瓶頸，獨創了優化古DNA提取方案，解決遺骸DNA提取成功率低的問題。相關成果均已國產化，並申請了專利。2020年，課題組申請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基於高通量測序技術的國家英烈DNA數據庫建設”項目。

據介紹，這一數據庫網站建設的整體設想為“點亮方案”，尋親者可以批量或者手工輸入上傳自己的DNA數據，自動與英烈DNA數據庫進行DNA數據比對。一旦比對成功，該遺址點將變為紅色，點擊以后會有該遺址的詳細背景介紹，以及成排的虛擬墓碑，比對成功的遺骸將會顯示為紅色。點開這座墓碑，會顯示墓主人的詳細出土情況、DNA數據、復原的顱面部形態等。

考古隊員在發掘現場清理骸骨

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課題組對方山南村烈士墓地的考古發掘，共發掘50座墓葬。其中，通過DNA比對，方山南村烈士墓地M19個體在2023年7月9日被確認為崔海治烈士遺骨。經過漫漫尋親之旅，崔玉岐終於知道了三叔的英魂所在。

崔海治烈士容貌復原圖（上）與其哥哥照片（下）對比

目前，墓葬中的49具烈士遺骸均已妥善安置在呂梁市信縣晉綏解放區陵園。

科技考古“看見”鮮活生命，“很多學生邊哭邊工作”

“用科技手段從這些普通官兵身上獲取了鮮活的數據，復原當年的抗戰和生活場景，震撼著課題組的每一個師生，讓我們更加珍惜當下的美好生活。”文少卿說，方山南村的這場科技考古，讓師生們對呂梁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在發掘現場，考古隊員們看到了無數令人扼腕嘆息的景象：一具遺骨在頭骨眼窩上方有個穿透式的彈孔，而從牙齒的磨損痕跡判斷，這位烈士犧牲時年紀尚小﹔一具遺骨右腿股骨處有平整的切痕，應該是在當時簡陋的環境下接受了截肢手術，但最終還是不幸離世﹔有的烈士墓裡擠著兩具骸骨，他們的關系是什麼，曾經有過怎樣的故事，還不得而知……文少卿說，考古過程中，“很多學生都是一邊哭一邊在工作”。

經過碳氮同位素分析，根據骸骨的碳、氮值變化，課題組為烈士們還原了個體生活史。此次南村烈士墓地出土遺骸的平均預期壽命僅為20.5歲，遺骸上有大量與戰爭相關的創傷，多個個體下肢骨上發現了嚴重的感染。從食物類型和營養級別方面看，烈士們在生命最后階段攝入的主要食物是C4植物，很有可能是小米，而且所有烈士的碳氮同位素比值基本相同，“說明所有烈士生前攝入的食物種類沒有區別，這是對官兵一致最生動的體現，是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密碼。”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2022級碩士生許怡冉在本科階段便參與了烈士DNA尋親項目，接觸到不少烈士親屬尋親的動人故事。“這些烈士不再是黨史裡遙不可及的人物，不是一串冰冷的數字，而是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一個個生動具體的人，是和我們差不多年紀、甚至比我們更小的鮮活生命。”許怡冉說。

蔣紫溪是文物與博物館學系2020級本科生，她回憶了自己為一具烈士遺骸的頭骨做掃描時的心情：“我跟那個頭骨離得非常近，因為要掃描，所以看得非常仔細。頭骨上有一個3厘米長、1厘米寬的傷口，當時看到這些，心裡非常非常難過。”她也在參與課題的過程中，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信念：“希望建模復原后，幫助到可能還在尋找這些烈士的親人，讓這段歷史被大家銘記。”

方山南村烈士墓地分子考古研究成果展現場

展覽現場，看著展板內容，聽著課題組講述的故事，很多參觀者為之動容。“舉辦這個展覽，不僅展示零散烈士遺骸發掘、保護、研究成果，更是藉此緬懷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獻身的英雄們，銘記革命歷史，傳承烈士精神，一代接一代，挺起中華民族的脊梁。”文少卿說。

課題組期待這組展覽能讓呂梁精神以更鮮活的故事和形式給更多人帶去力量。同時，他們也等待尋親的烈士親屬前來聯系，通過口腔拭子採集DNA與國家英烈DNA數據庫中的信息進行動態比對。一旦比對成功，課題組將第一時間聯系家屬，幫助更多烈士“回家”。

（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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